转折点！武汉三镇遗憾出局，荷甲冲刺阶段攻防权衡，质疑声仍在，轮换策略成焦点

　　《瑶湖读史》2016年 第2辑 江西师范大学瑶湖读史社

浅析亨廷顿的革命与改革思想——读《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文 | 陈焱

　　导言：《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自1968年出版以来，对20世纪后半叶乃至现在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是懂球帝官方入口一部对学界和决策层思考有关政治发展问题都产生了懂球帝体育比分巨大影响的著作。他当时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一反当时战后公认的观点——新独立国家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进程也能跟上。前瞻性地提出了这些处于现代化国家更缺的是懂球帝体育一个有效能的、强大的政府，以及他关于革命与改革的观点，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的进程具有很大的作用。

　　本文将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中国近代历史与亨廷顿所的革命与改革思想之间的相关性，以求更加透彻、全面地理解近代历史事件背后的道理以及加深对亨廷顿思想的理解。

　　一、浅析亨廷顿的革命与改革思想

　　在他的书中，首先指明改革和革命有差别，改革相对来说不彻底、温和、范围有限。改革要面对的情况远比革命复杂，要在对立中达成平衡，难于革命在对立中击败一方，建造新秩序。改革不宜全线出击、暴露全盘意图，一方面树敌太多，另一方面无法有力积聚变革的力量。 改革者会招致反对一方的敌视和受益方的不热心；改革一方面会改善现状，另一方面也会暴露政府的软弱，尤其是政策改革！革命会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进行改变，这是社会的根本，而起义、造反只会改变领导权等，触动不了一个社会的根本。

　　如此看来，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并未给那个时代带来真正的变化，“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恰恰反映了这一点，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只是一种变革，只有到了近代才知革命为何物，世界上第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诞生在英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封建——资本主义）可以说是罕见的。革命相信人有能力控制和改变自身所处的环境，革命会发生在政治现代化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经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社会里，这种落后程度得比较大，难以用和平办法弥合。

　　二、基于中国视角看东西方革命的异同

　　西方型革命主要在各革命集团之间展开，东方型革命的斗争在个革命集团和既存秩序之间展开，东方革命旧势力强大，有极大的权威；西方革命反叛团体无需采取多少公开行动，以消极态度的国民对现政权的否定为开端，而非反叛团体的暴力攻击。西方型革命从软弱的传统政权中产生，而东方型革命则从狭隘的处于现代化政权中产生。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辛亥革命爆发，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在辛亥革命中，中国大多数的国民并没有自觉的、否定清政权的意识，革命党人面临着巨大的阻碍，之所以能在短短两个月内出现“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大好场面，一方面是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与加入革命阵营的团体的投机性，在另一方面更是革命党人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组织得当的结果。自然地，这种不彻底的革命留下了不小的隐患，革命党与旧势力在取得政权后便有了龃龉。革命党人因为革命宗旨趋于统一，而且长期从事革命事业，与各地的革命同志互有联络，多数还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全国性革命组织同盟会，所以对革命的国家性认同度较高。临时加入革命阵营的士绅与官僚则更重于革命的地方性，多数强调自身对推动地方革命成功所做的贡献。直到南京政府建立之后，这些问题才得到一定的缓解。

　　三、分析亨廷顿的革命条件理论

　　亨廷顿认为革命的先决条件是新生力量无法参与政治和新社会精英无法进入政府。流动机制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条件，每一个无法纳入政治体系中的阶级都有革命性，但这种革命性又受个人或集体“理智”所压制，只有现行机制中所得极度无法满足自身生存和实现时，革命才是第一选择，时时刻刻都为糊口操心的且能在现存状态实现的人是无心造反的。城市里，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的最佳材料，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预兆）。最具革命性，但不意味一定会起来革命。革命性到革命需要多个具有革命性的集团空间联合、时间契合方能实现。城市的作用是一个常数，永远是反对派的力量根源；农村的力量是一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便是革命的根源。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进行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每一场革命不仅反对在国内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也会反对国外占支配地位的体制。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以中国为例，在近代，外来干涉诱发了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思变之路，并最终爆发辛亥革命，外来势力的压迫，会使该国人民产生抵抗心理，此时与外国政治势力的合作无疑会损伤政权的权威与合法性，民族主义是普遍存在的。在中国近代，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再加上欧洲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巴黎和约”的签订，轰轰烈烈地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在中国再次得以显现，五四运动在空间上也得到了支持，五四运动后不久，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是高涨的，如洪流席卷全中国，任何做出有违民族利益的行为都受到排斥，最终卖国贼被罢黜，和约被拒签。

　　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关于革命性又受个人或集体“理智”所压制，只有现行机制中所得极度无法满足自身生存和实现时，革命才是第一选择的观点并非举世皆准。《与妻书》，是清朝末年为了反清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而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在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三天前即4月24日晚写给其妻子陈意映的诀别信，此文感人肺腑，信中写道：“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林觉民并非无法满足自身生存而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而是有着崇高的理想，在后来的革命中，类似的人才前仆后继，最终建立了独立的中国。

　　四、革命的付出与收获

　　任何革命都是要付出费用的，经济损失是一方面，革命成功而损失越大的时候，越容易巩固革命成果。辛亥革命胜利后，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尚小，旧有势力强大，无奈之下选择了妥协，这个妥协虽然很快就避免了中国内部再次陷入战争泥淖，但却是丢掉了辛亥革命的宝贵成果。反观新中国的成立，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滥发金圆券，导致货币形同废纸，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加之两方大战，给不久前刚刚脱离抗日战争的国民经济以巨大的创伤。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之时，基本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性抵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说，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争，再也不想失去更多，民众的革命性自然而然降低了，在一战、二战结束后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境。外部则大相径庭，需要加强自己以抵御潜在威胁；革命在经济损失基础上所得到的最佳报偿是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等等），且能在这一过程中吸纳原本被排除在体制外的精英（他们政治参与受限），革命前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共同利益感的社会，新秩序的共同利益则被树立起来了，得到的是一个更好的前景，真正的破而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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